[轉錄]偶然還是必然？台北野草莓學運的結構限制與機運

原文轉載於社會改革前線 2010.11.17

（今天應何明修之邀要去台大社會系談談兩年前的野草莓，唉，實在不知道要講什麼。想到去年發表過一篇稿子，只好再拿出來跟大家分享一次....）



偶然還是必然？台北野草莓學運的結構限制與機運

謝昇佑[1]

一、 楔子：兩種批判的態度

何東洪師在《思想》撰寫了一篇對台北野草莓學運的參與觀察及評論，或許是為了「平衡報導」，《思想》希望野草莓的參與學生[2]也能提出一些看法。我寧可將編輯的意圖理解成，參與角色對運動體驗的各自表述，而不是針對何師進行回應，原因有二，一來，在一定的前提下，何師的批判我可以同意；二來，這場運動（如果它算一場運動的話）始終只有強勢與弱勢的參與者之別，沒有為整個運動留下擔綱者的位置，任何人也就難以「代表」野草莓學運的角色對任何批判提出「代表整體的」回應；因此，在這樣的框架下，「回應」自然只能是各自表述。

這個處境多少正反應了何師對野草莓學運的批判：零散、缺乏組織、沒有明確的運動目標和領導核心。的確，若從「訴求、動員、組織」三重標準來估量這場「運動」，野草莓恐怕難以構成「及格」社會運動的條件。也的確，社會運動是需要一群有共同理念的人推動、有方向的捲動其他人的投身參與，而不是烏合之眾或者去中心的群流盲動；甚至可以從這個角度更基進的質疑，「野草莓」究竟稱不稱得上運動。然而，「理論」的觀察總是帶著彼岸世界的理想性格，此岸的現實才是我們要面對真實的處境。橫擺在眼前的事實是，在這個政治激情的島嶼上、一個偶然的政治事件、幾個老師和學生在沒有時間做好內部組織，或者說，根本沒有意圖讓這個事件延燒為大規模社會運動的狀況下，一則在PTT2透過老師個人版的連署、私人網絡串連快閃行動的號召訊息，在出乎意料的情況下，演變成長達兩個月的街頭抗爭事件。何師在文末留下了一句「後現代主義無法上街」的感慨結語，但後現代主義卻已經上街。

因此，綜觀何師全文，倘若其所謂的「批判」意謂著事後對運動發展的一種徹底自我反思、檢查的描述性書寫，確實可以同意他點出了整個運動發展某種意義上的限制和困境；但若其批判建基在預設了某些人作為實際「經營」這場運動的「主體」，並以一般特定社會議題的社運模式為準，來對假定的野草莓運動經營者進行運動倫理、路線問題或者道德論立場的批評，那麼，我就無法同意了。不能同意的原因不在於反對「下指導棋」的態度，事實上，作為行動的主體，任何與其行動相關的批評或意見，勢必都在行動者意願接受下，才會發生效力，就此而言並沒有所謂「下指導棋」的問題；[3]因此，我反對後一種批判態度的關鍵，純粹是因為這種批評誤認了這場運動的「本質」，因而是指向虛空的批判。

二、 定位野草莓運動的發生：事件、結構與行動的辯證

要澄清、定位野草莓學運，必須從「事件發生」與支撐事件之「結構因素」之間的辯證關係來思考，而這裡所謂的結構因素，至少包含了當時引導事件發生的社會氛圍、事件發生後，團體內部的動力關係、以及長期歷史脈絡中台灣內部儼然形成的社會對抗結構有關。基於文章篇幅，我沒有辦法以學術論文的規模來處理這些問題，不過大抵上本文的描述將順著這樣的思考架構前進。以下，我將先初略交代了引導野草莓學運這個事件發生的社會氣氛，接著說明團體內部動力的關係，至於歷史面向的結構因素與事件的辯證關係，將在下一節中交代。

時間拉回十一月六號、七號的場景，學生們在行政院門口「等待」官員的回應或者警方的驅離。當時氣氛詭譎，雖然聚集學生集體表決過，倘若遭受驅離，即轉往自由廣場，但由於被驅離的可能時間無法估計，而且從七日上午，行政院門口的學生便已開始來來去去，呈現不穩定狀，因此似乎也沒有多少人認真對待轉進自由廣場這件事。猶記得七號中午，我還曾向一名當時所謂決策小組的同學提及，自由廣場是否該開始張羅；但以當時的氣氛，這樣憂慮和考量的確顯得有些杞人憂天，當時不少學生和老師的想法反倒是，政府應該「夠聰明」，不會驅離學生，因為七號已是星期五，接下來兩天是假日，而十號開始，一些大專院校開始進入期中考週，學生自然會回學校。換言之，種種跡象顯示，當時確實沒有多少學生和老師是做好轉進自由廣場進行長期抗爭的心理和物理上的準備，更別提經營一個長期街頭抗爭運動的組織。甚至就連一開始發起到行政院聚集的老師和同學也沒有準備，這會是一場超過三、四天的抗爭。我們還可以從十一月六日當晚在行政門口，不斷向群眾廣播呼籲停止捐款的動作可以得到明證，發起行政院門口聚集的活動，沒有做好發展成為大規模學運的準備。

然而，歷史的發展總是由一次又一次的意外引領著。七號傍晚，警方突然強勢驅離同學，我猜想他們萬萬沒想到的是，當時整個驅離過程，學生透過網路直播的方式，即時的傳送了出去，因而，就在不到兩個小時的時間內，超過原本聚集在行政院前人數數倍之多的學生，頓時湧進了自由廣場、各方物資更是頃刻大舉湧入，更重要的是，從轉進到自由廣場那時候起，群眾湧入金錢資助與物資，已不是現場呼籲停止的廣播可以控制的。[4]換言之，當時社會期待一場學運發生的壓力，使得轉進自由廣場的學生無法拒絕金錢和物資的不斷湧入。然而，明眼人都不難看得出這局不妙：一群沒有組織、沒有準備、只是一開始因為偶發政治事件而激情聚集的學生，現已騎虎難下。面對大批的資源挹注和社會的關注，聚集的學生已然不是說散可散、說走可走，就地組織化勢在必行，而此時，參與的老師們也越來越多，無論是基於對學生的責任，還是對運動的期待。

這是野草莓學運發生的歷史現實：一群氣憤政府當局在陳雲林事件上限制人民言論自由作為的學生，由網路串連而出，彼此間沒有傳統社團組織的連帶關係，並且這些一時間群聚起來的學生，也根本沒作好擔綱一場大規模學運主體的準備。但就在還來不及把問題想過一遍、也還來不及認識旁邊的陌生人、還來不及澄清彼此的運動目的之前，局勢就將之推上了火線。然而，就如何文所提到，問題還不在於缺乏有經驗的運動者參與帶領；事實上，甚至連何文中稱許的樂青、青年九五的學生也大有人在；其他亦不乏工運系統、參與NGO的學生，各校異議性社團的頭人也為數不少，其他像是個體戶的禿鷹也頗多。因此，關鍵的問題反倒是為什麼意見領袖之間無法合作？這些有經驗的同學為何無法領導運動？何文中所提到有老師感嘆若是誰來主導運動就好的想法，顯然完全沒有把握到運動發展的現實難題。

換言之，參與學生內並不缺乏卡里斯瑪型的領袖型學生，但有趣的是同學之間竟非常有默契在避免個人成為「運動明星」，因此，「這是一場沒有明星的運動想像」油然而生。究其因有二，一來打從運動雛形開始，「野百合學運」的幽靈在一直在，然而，對多數野草莓的參與者來說，「野百合學運」那種「一將功成萬骨枯」的結果，並不是大家心中理想的典型，因此多數具有領袖魅力的同學，一開始就有意識的在收斂自己的權力。雖然，大家都知道閹割到權力中心的運動節奏，會帶來不可預期的後果，但在野百合學動的「陰影」下，仍然選擇了嘗試一條不同的路。就其結果言，很明顯的，你可以看到整個台北野草莓運動的發展，所謂的「核心成員」，從來不是以單一色台大或國立大學的學生為中心，碩班或博班的學長姐在當中已沒有任何較高的待遇，不管你的出身，大家就是平起平坐討論、決定。從行動主體的意願來說，這種共同參與、集體決策是帶有正面意義的抉擇。

不過，反過來，亦不得不承認，會造成無組織化的結果，也有團體動力上的結構限制。事實如此：諸多意見領袖之間彼此的背景差異甚大，對運動的期待和想像不同、甚至因為過去就分屬於不同意識型態的異議性社團，換言之，在這些足以影響運動方向的意見領袖間，在運動之初，就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信任。理論上，不同行動旨趣的行動者原本就該組織成不同性質的社團，彼此再針對特定議題合作，然而，野草莓學運並不是在這樣的節奏中發生。如前所述，學生們所接收到的物資和上百萬的捐款，並非學生登高一呼而來，相反地，這些資源的挹入，是台灣政治對抗格局下，積怨已久的一方，迫不及待學運發生以作為他們政治情緒出口的一種「另類群眾運動」。政治激情的群眾，一看時機彷彿成熟，便已「先一步」挹入物資與金錢，等待學運發生；相信熟稔台灣長期高度政治對抗文化的人，都能默會這種政治狂熱的作為。而這樣的結果促使了不同理念、不同運動目的、不同意識型態的團體和個人因為這些眼前的資源，「被迫」綁在一起，成為看似一體的「野草莓學運」。

姑且不論大家綁在一起的動機是覬覦資源或基於自我運動倫理的要求，欲善盡對民眾捐款的責任，不可避免的後果是，內部疏離的人際網絡加上外部過度資源的挹入，諸意見領袖間相互猜忌、互不信任的態勢儼然而成。在沒有信任基礎的運動開幕式中，註定了日後的發展也就不可能期待在理想的溝通情境中進行。稍有敏銳度的人都不難預見，「亂局」，將是這場運動無法避免的性格，縱使是再有能力的行動者，可作的選擇也著實不多，要不以開放的心態面對運動可能的發展，並且跳入戰場，在那個何師戲稱為班會的決策帳棚中「廝殺」，引導這場運動前進；不然就只能作壁上觀，冷眼看這亂局，偶爾放兩支論述的亂箭技術性干擾。

暫用一般日常語用的話語來區分，野草莓學運的性質是屬於政治衝突的運動，而非特定議題倡議的社會運動。雖然野草莓「學運」看起來聚焦在集會遊行法這個特定議題上，但修法的訴求作為凝聚分歧參與動機的「戰術意義」，大過於參與學生和老師們對這個議題的實質關心。事實上，整個在廣場時期的「運動發展」，始終困擾著如何找到合適的議題整合起分歧的運動想像。決策帳棚內一次又一次的內鬥式的辯論、不同意見領袖間私下合縱連橫的動員串連，無非都企圖降低這場運動特殊發生條件所招致的複雜性：劃定參與者的界線、穩定決策機制、澄清各路來者的目的以定位運動。當然，這也就使得野草莓「學運」看來像是一場大學生的自我成長營，或者說如常見的批評：勇於內鬥、怯於外戰。但只要我們回到上述實事本身來看這件事，其實，或許便會對帳棚內直接民主的決策模式會心一笑：沒有人不明白這種討論模式會是運動組織化的阻力，但這卻是各方頭人角力的唯一戰場，在尚存活的諸意見領袖間，建立起信任之前，這種決策模式勢必因其「功能」而持續存在。同時，急於超越「帳棚」壟斷領導權力的企圖（儘管就理想上社會運動的邏輯來說這事正確的決定），在當時運動發生條件下的權力佈局中，必然是失敗收場。野草莓事件發生的「先天結構」，已然暗示了會在內耗中進行的命運。但關鍵的問題還是在於：既然這個結果是可預期的，那麼你選擇偏向虎山行？還是寧作壁上觀？

三、 作為癥候的野草莓事件：野草莓學運背後更深層的結構困境

一種常見對野草莓學運的評價，是以運動訴求的完成度和傳統社運標準的組織動能來斷言這次的學運失敗。事實上，此種論斷，對於有自知之明的參與者來說，這更早已是預期的結果，[5]不過，這樣的批評並沒有把握問題的層次與事件/結構之間的辯證關係。本文澄清這些辯證的脈絡，不在於為種種意義下的「失敗」辯護，毋寧說，更是為了讓深刻的反身批判得以可能。

肯定有人會不滿地質疑，總使存在上述事件發生的偶然性因素和團體動力上的內部矛盾、縱使同學期待沒有英雄的集體領導，也不足以說明整體運動會散漫至此，換個歷史情境，仍然有可能很快的、有效率的組織起來，為澄清這個問題，我們勢必進一步從歷史的縱深，思考野草莓事件的發生與深層社會文化結構的辯證關係。我們不妨作一次反事實的（counter-factual）的歷史假設：倘若台灣長期以來，校園裡一直存在活躍的異議性社團，學生參與公共事務和社會議題的熱誠始終高漲，並且不同社團和校際間的串連也功能彰顯，那麼，縱使如上述所陳的運動發生背景，似乎也有可能很快地能系統化就地組織起來，並能掌握運動議題發展的操控且深化論述。

當然，這個反事實的假設，無從驗證真偽，但卻有助於看到野草莓學運遭遇組織發展困境所透露出整體社會困境的癥候。野草莓學運的困境確實不能只單單歸咎「環境因素」，至少具深化論述能力之學生的不足，說明了野草莓參與者的思想準備不夠。不必遮掩，從野草莓運動「開幕」迄今，我相信多數參與者可以朗朗上口廢除集遊法意義、以及要求警方恪守警察職權行使法的理由何在；但能深入闡述自由與人權的理念、國家權力與個人自由的辯證關係等等根本問題的，肯定是寥寥可數。然而一個運動真要走的長遠且具有革命性，就必需能夠思辨撐起整個社會運動正當性的社會及政治哲學，甚至是存有論上的問題。

事實上，任何社會運動勢必都包含著撐起整個運動意義的基礎理論問題，諸如在樂生運動中，他們會面對質疑其運動基調究竟該放在使漢生病友從歷史客體變成歷史主體的軸線上，還是建築物的保留上的問題？或者質疑樂生運動訴諸社會「同情」以保留樂生院的路線，如何不會是繼續複製漢生病友作為歷史客體的邏輯？等等挑戰；又如標榜左翼路線的社改學生，必須面對倘若不是缺乏現實感地迴避國家理性來談論一種純粹人民幸福的菜單，那麼怎麼平衡國家利益/國家理性和社會公平/人民主權的可能矛盾，以及經濟上的弱勢是否就能自證成道德上的優越性與正當性？

表面上看起來，野草莓學運參與者在論述能力上明顯低於其他社運的參與者。或許有人會以這受到運動型態、組織模式等等原因的影響來辯護。我卻認為，野草莓不過是個明顯的癥候，在其他的社運中其實也一樣。表面上其他針對特定議題的社運模式，在經驗事實描述、評論的論述豐富，但是真正能深入整個運動正當性之基礎原理原則，進行抽象思辨的，跟野草莓學生一樣，仍是少數。運動需要思想力量的支撐，不單純是熱情。參與公共事務和社會運動的動力不是來自物質利益，而價值信念的堅持，並且對價值信念的堅持不能是未經反思的盲從，否則純粹熱情和訴諸教條化素樸道德直觀的行動，跟盲目宗教狂熱信徒沒有兩樣。

指出現在學生的能力不足，不是要歸咎於學生個人，而是要批判台灣的高等教育體制奉行的技術至上、專業主義邏輯。不妨檢視我們的高等教育中的主流論述：為了讓學生適合真實的社會環境，所以我們應該讓大學的環境盡可能擬真現實社會處境的限制，產（官）學合作遂為主流。假如此等論調真為著讓學生體驗現實而考量，並且有限度地執行，當然是可以接受；但在新自由主義的思維中，恐怕真正的目的只是為了使培養出的學生，易於嵌入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勞動網絡，得以迅速成為資本生產積累過程的有用勞動力。高等教育樂於配合資本主義生產制度，提供勞動力強度的訓練，或許是因為從中得以獲取龐大的現實利益，但另方面，恐怕也是因為資本主義文明中的教師，早已率先成為「沒有靈魂的教學專家」。

台灣高等教育的設計讓學生毫無選擇地成為資本主義結構的承擔者。「沒有辦法」常常是我們用來搪塞、遮掩不敢面對價值選擇的藉口。的確，任何社會實踐的場域，都必然遭遇理想與現實在取某種程度上妥協的實踐困境；然而，正因為真實社會處境中，「妥協」是不可迴避的結果，學院環境的意義反倒是應該讓學生有充裕的時間去準備、澄清，什麼是必須堅持的原則，什麼是作為一個專業者，即便喪失眼前利益都必不可退讓的價值和社會的責任；而非過早地讓學生面對現實的無奈而學會妥協。非線性的社會演化建立在對行動可能性的豐富想像，而行動的想像則建立對理想的堅持。實用導向的現實主義者，只是屈就既有社會結構和權力網絡的一再複製。沒有價值信念的涵養、過度鼓勵操作性應用學科的教育導向，高等教育訓練出一批批高等技工，這些其實都是老生常談的問題了，但在野草莓學運的經驗中，再一次於欠缺深化論述和戰術戰略思考能力的學生數量上，表露無遺。

另一個野草莓事件所顯露的癥候是，台灣社會過度政治化和逃避政治的雙重病態。一個理想的成熟公民社會，本應什麼問題都能談；社會議題、政治議題，甚至是嚴重分歧的國家認同問題皆然。但在我們的社會中看到的是，要不是過度政治化，凡事以藍綠甚或統獨為標籤；就是過度逃避政治，不斷遮掩自身政黨或國家認同傾向。這是台灣社會普遍的政治困局：對抗式的社會結構。野草莓參與者意識地在超越藍綠框架，就其努力的成果來說，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超越了藍綠，但卻也沒有超克藍綠。說它超越的原因是，參與者中確實藍綠皆有，甚至在國家認同上，統獨皆在；然而，說它沒有超克的原因則在於，這些不同政治光譜的參與者，其實也只是彼此有默契地避談這類話題的「共在」，而不是真誠對話。當然，這是整個社會的病態使然，我們看到主流媒體上，政治人物毫不遮掩的以其政治立場為座標定位各種現象；而反對這種「野蠻爛戰」的社會改革者，竟然只能是消極的「逃避政治」，以純粹社會議題化的姿態來掩飾、逃避帶有特定政治立場的各種社會運動。有趣的是，由於野草莓運動的特質，使它無法成功地以社會議題化來包裝、去政治化這場運動（雖然有嘗試過），但卻也因此暴露了所有「逃避政治」式的社運模式內在的尷尬。難道我們不須懷疑，或許「超越藍綠」、「去政治化」或許就是個假命題，誠實的面對藍綠、坦然面對與溝通，不必刻意政治化和逃避政治，才是應當追求的社會處境。

歸根結底的說，社會運動根本不可能逃避政治。假若我們接受阿倫特（H. Arendt）的說法，政治行動既是人天生的秉賦也是存在的價值，其意義也就是人可以超越僅只為了生理生存必需的勞動，建立超越私利之公共領域的恆久秩序。[6]那麼，既然社會運動的目的是追求公共領域的正義原則，其本質也就是自然是政治行動。另方面，縱使我們從日常生活的語用來思考政治議題與社會議題的劃分，我們一樣可以質疑，在今日台灣面臨中國崛起的壓力，且國際強權勢力藉機勒索、大資本家任意其資本進出台灣、公務員品格堪慮、象徵國家正義的司法獨立性還不堪信任的現實處境中，我們若還不去考慮台灣的國家主權和國家權力在現實上的功能，又怎能確保我們對社會公義的倡議有落實的可能？然而，問題的根源恐怕在於，我們始終缺乏一個「安全的言論空間」，讓台灣社會中，最極端化的政治議題有對話的可能。而所謂「安全的言論空間」，不僅是一個可以對話的物理場所，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需試圖在對立的僵局中，提出更上位的問題框架，以打開可以對話的空間。某種意義上來說，野草莓學運的出現，確實在基本人權這個問題，隱然打開了各種僵固立場進行對話的可能空間。





四、 結語：期待深化的學生運動

假若我們看到野草莓學運在發展上所遭遇諸多困境的癥候意義，那麼也就看到了野草莓學運可以進一步前進的方向。當然參與野草莓運動的學生中，有沒有足夠的能量去打開這個空間，是進一步需要是思考的問題。而為了深化自身經營運動的能力，首先參與者就必需先反身批判這場運動，看到自己的限制與不足；我並相信，只要我們懂了從「失敗」中解讀所蘊含癥候的意義，這個承認失敗絕對會變成下一步前進的重要資產。倒是野草莓的參與學生倒也不必妄自菲薄，因為，假若我們從整體社會系統的角度來思考，野草莓學運的意義，並不是從行動者自己設定標準和成就感來評價，而是就他是否對整體社會結構帶來的影響來斷定，當然，有沒有造成結構的影響是見仁見智的詮釋。但至少就前述野草莓學運突顯出的結構困境，就是現在還持續奮鬥著的野草莓學生可以努力的方向。另外，我同意何師批評離開廣場後租用實體空間的決議，但這個批評之所以有意義不應該在於「租用空間」這件事的本身上，而是租了空間後，有沒有達到深化運動意義和效果的評估上。運動不能期待有「高檔」的設備和享受，但也不必以自我剝削的手段來證明參與運動的價值。

無論如何，最為關鍵的，仍然是學生組織和學生個人累積運動能量的問題。除了批判反省運動經驗之外，個人思辨力的提升無疑是最為首要。然而，思想不會在嘴泡式的辯論中得到深化，只有不斷參與論壇聽演講，而自己不閱讀、反思，終究也只能是鸚鵡。我寧可相信，閱讀深邃的哲學作品仍然是提供社會運動者革命武器最好的方式；因為，在閱讀和反覆思索此等作品的過程中，我們正經歷著紋心的過程。最終，養成的細膩思維會在實踐的戰場上，發揮作用。至於組織，除了訴諸實踐的熱誠，一個個志同道合同志間的串連、並在大大小小的實際行動中積累信任和合作方式之外，在這個帶有後現代主義性格的社會氣氛中，社會運動者也需自問自己在每一場運動中，究竟只是為了滿足自己衝撞體制的快感，或者意識到自己肩負的責任。假若沒有了對社會共同體的集體利益的想像和責任，社會運動者不斷挑戰法制和規範的行為，便與盜匪沒有兩樣。因此，運動不能只有眼前滿足每一次衝撞的戰術思考，更要有對整體社會想像的戰略考量。借用阿圖塞對馬基維利的評價來說，我們要努力的是「打開一個新的空間」。[7]

社會運動者，必須不斷在自我反思、批判的過程中，既調整卻又堅持自己的價值信念，而在行動上，既要富謀略，卻也要有單純實踐的熱誠。「我只有一個激情、只有一個需求、只有一個我自身的完全感覺，這就是去影響我周圍的人，我幹的愈多，我便愈覺得快樂。這難道是一種幻想嗎？也許是的，但是，它的根底裡包含真理。」[8]費希特（J. Fichte）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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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大城鄉所博士班。專長是現象學與馬克思哲學，發表過「歷史處境中的行動主體：馬克思哲學的現象學詮釋」等文章。

[2] 本文所討論的「野草莓」也僅只限「台北野草莓」。省略「台北」不提，單純只是行文方便，無他意。

[3] 反過來說，除非行動者自認為是處在受迫條件下接受建議，或者是給予建議者認為自身說話的角色是一個會（或必須）形成壓迫式命令的位置，才需要有迴避「下指導棋」的焦慮。但據我個人的觀察，在野草莓學運中，多數有自主性的參與學生和懂得節制自身權力的野教授之間，在互動上並不會「下指導棋」的焦慮。

[4] 我便親眼看過，當時雖向民眾表達不再接受捐款，但民眾竟還是硬把數千元鈔票塞給學生；而該名學生亦非常有品格的把錢交給當時的負責行政的同學。這樣的情況層出不窮，因此當時負責財務的同學，當機立斷，設立接受捐款的單一窗口而不是拒絕接受捐款。這個判斷，我個人認為是正確的。

[5] 事實上，早在廣場開始聚集的第三天深夜，我便與當時尚未熟識的張之豪談及此事：這場運動不可能達到一般社運意義下成功的結果，所以只能寄望在拼「運動意義」這件事上。

[6] The Human Condition, H. Arendt,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7] Machiavelli and us, L. Althusser ; edited by François Matheron ; translated by Gregory Elliot, New York : Verso, 1999

[8] 《激情自我：費希特書信選》，洪漢鼎、倪粱康譯。2001，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