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法國大罷工看台灣青年的權利意識

近日來法國大罷工造成法國國內動盪，許多公共設施因為罷工潮無法順利運作，雖然造成許多不便，但法國的罷工卻有高達七成的民眾支持，其中在學學生以及社會青年更是此次罷工的重要參與者。

法國的罷工潮除了反映了對於政府延長退休年齡制度的不滿，更反映出長期以來法國人堅實的權利意識。對於政府的政策不滿，法國人民不避諱採取抵制跟抗議行動。這次法國推動「退休制度改革法案」其直接影響主要為即將退休的勞工，但這場罷工潮卻有為數眾多的學生參與，並持續擴大，原因在於「退休改革法案」將退休年齡的延長，將會造成法國青年增加兩年可能的失業或待業時間，另外法國青年對於國家債務的急速增加與失業率的升高感到不滿，這些因素都使得法國青年決定站出來向政府示威，以罷工、罷課的方式抗議。

但同樣反觀台灣的高額負債與高失業率，台灣青年似乎沒有凝聚像法國大罷工一樣的行動能量。台灣青年人對於國家高失業率與高額負債也沒有太大反應，甚至對於在學研究生的獎助學金遭刪減亦沒有出現相當的反抗，對於政府將補助中國來台研究生每月三萬元的政策，學生也沒有任何反抗。

當然，有論者認為台灣的問題尚未演變成如同法國那麼樣嚴重所以學生沒有抗爭。但我們仍然應該思考，台灣學生的權利意識是否建立了？對於自身權利以及公共政策影響層面的認知是否成熟？

法國學生的權利意識自1968年達到一個高峰後，學生對於各類公共議題的關心程度都相當高，特別對於世代正義這種攸關自己世代的權益的議題相當關注。在這種對自身權利的意識下，導致法國學生對於此次「退休制度改革法案」修法提出了「反對退休新法，捍衛我們的未來」、「給年輕人工作」的訴求。在他們眼裡這樣的修法是對下一代未來的犧牲，是世代間的不正義，因此要反抗。

反觀在台灣，惡質的舉債文化，政治人物每到選舉便開出許多支票，執政後便舉債來實行需多無意義或效能不彰的公共建設，增加下一代的負擔，但年輕人卻仍感受不到壓迫，甚至產生一種鄉愿與順從的心態，這是使台灣社會停滯不前與惡質政治文化不斷循環的重要原因。

法國罷工對我們的啟示

2010-10-28 工商時報 【本報訊】

法國政府修法將退休年齡調高到六十二歲引發的罷工與學潮持續升高，首都巴黎等地示威者十八日與鎮暴警察爆發嚴重衝突，全境多處道路被罷工的卡車司機封鎖。圖為法國當局下令煉油廠工人復工，但工人在煉油廠要道燒輪胎，還好整以暇地欣賞。（美聯社）

　法國總統薩科奇所推動的「退休制度改革法案」，將最低退休年齡從60歲延長到62歲，自本月初起在法國各大城市掀起罷工潮，估計高達250萬人參與這場罷工，引起全球矚目。導致法國所以必須延長退休年齡，除了持續增加的高齡人口推升退休給付壓力外，財政捉襟見肘才是根本原因。法國政府債務占GDP比重於2008年已升至75.7％，早就超過《馬斯垂克條約》的債務上限。以如此困絀之財政，面對日趨沉重的退休金給付壓力，薩科奇遂推動這項改革法案。

　今天法國政府所以推動「退休制度改革法案」，而民眾罷工抗爭雖帶來諸多不便竟也獲得近7成民眾的支持，顯示法國面對人口老化、財政困境與人民的福祉，正陷入決策的兩難。然而反躬自省，法國今天所面臨的高齡化、財政困絀、青年失業等問題，我國也遭逢同樣的困境，甚或猶有過之。

　法國高齡人口比重16.5％雖高於我國的10.7％，但是台灣人口老化速度極快。依經建會估計，再過10年台灣的高齡人口比重即達到今天法國的水準，並且在民國114年老年人口比重即逾20％，進入超高齡社會。而我國政府債務占GDP比重目前雖僅39.8％，低於法國，但若把舊制軍公教退休金、退撫、公保、勞保、農保及健保等未來30年政府應支付的「潛藏債務」計入，則我國債務已是天文數字。依行政院主計處估計，僅這些「潛藏債務」即高達13.7兆元，相當於台灣一年所創造的GNP，顯然台灣的財政壓力之大，並不在法國之下。

　這次法國罷工除了反映法國高齡人口日多、社福支出困境及財政危機之外，還有一個特殊的景象值得探討，那就是在這次罷工裡，法國各大學及中學的學生積極聲援。4年前，法國政府擬修訂「首次就業合約法」，允許雇主可以任意解僱26歲以下、年資不滿兩年的勞工，逾百萬青年人憤怒罷工可以理解；但本次修法所影響的是即將退休者的權益，青年人距離退休尚遠，何以仍響應如斯？深究其因，近年法國青年人失業日趨嚴重才是導火線。他們認為自己是被犧牲的一代，抗議的標語寫著「反對退休新法，捍衛我們的未來」、「給年輕人工作」，一語道盡青年人走出校園後的失落與無奈。

　台灣青年人的失業率近年來同樣正急速升高。民國80年代初期，20~24歲年輕人的失業率只有4.5％左右，但是如今青年人的失業率已升至14％。即令今年景氣回升，9月份這個年齡層的失業率仍達14％；25~29歲這個年齡層的失業率也達8％，遠高於平均失業率。這麼高的失業率若不能獲得改善，我們的青年人如何不對政府、社會失望，進而感到自己是被犧牲的一代？

　看看我國政府因應未來30年各類軍公教退休金、公保、勞保、農保等退休給付，這13.7兆元的潛在負債雖不會立即帶給政府財政壓力，但隨著台灣高齡人口逐年升高，退休給付壓力也必定與日俱增，潛藏的債務將會轉化成實際的財政負擔。政府每每在減稅討好特定族群時，對財政惡化絲毫不以為意，如此短視的決策豈非向我們預告：法國的今天，就將成為台灣的明天？

　另外，針對年輕人失業率升高的問題，政府當局除了提出就業方案進行工資補貼及增加實習名額外，長期以來負責人力培育的教育部與產業政策規劃的經濟部缺乏聯繫機制，導致大學校園所培養的人力難以為企業所用，年輕人學非所用的現象日趨嚴重。如今青年失業率攀升，雖有全球化這項不可抗力的因素，惟政府各部會長期以來沒有建立教育政策與產業政策的聯繫機制，豈能卸責？

　回顧歷史，近20多年來每次大罷工，執政者總是強調罷工將對經濟帶來重創。1987年韓國百萬人大罷工抗議「低工資、長工時」，韓國官方宣稱如果罷工繼續擴大惡化，會使得國家經濟和秩序完全癱瘓；4年前法國百萬人罷工反對「首次就業合約法」時，法國官方也警告這將嚴重影響國家的海外形象。這次罷工，薩科奇更聲稱將使法國經濟付出30億歐元的代價。罷工確實會影響短期經濟表現，但罷工卻也是及時呈現經濟社會病灶的溫度計，與其迴避，不如面對、反思並加以調整，如此才能讓失衡的經濟重新回到穩健成長的軌道。

　台灣今天雖還沒有出現法國如此波瀾壯闊的罷工潮，但觀察國內當前的財政、人口及青年失業情況，我們認為此刻是到了該未雨綢繆的時候了。

轉錄自：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0,5252,11051403x122010102800199,00.html

納美人出動，學生青年反國光石化大遊行

繁文縟節與校園社團不自由(一)

最近零貳社的夥伴們正在思考是否要向學校申請成目前學校所規範定義下的社團組織，但是當我們查看這些校內規範、條文，以及繁雜的細則，卻發現成立一個社團竟需要這麼受這麼多的規範與限制。而這些限制，令我們百思不解之處是它究竟有何意義？而學生社團又為何需要受到這些規範的限制？

在成大的學生社團成立辦法中，有許多的規範令我們百思不解，究竟這些規範是如何被合理化？
例如：

第四條：學生事務處設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審議學生社團之成立、解散、經營、管理、經費審核、評鑑、獎懲、輔導老師及校外教練聘任資格等相關事宜，成員由學生社團幹部、學生自治團體幹部、學校行政人員、教師等共同組成，並得邀請校外人士參與，其設置要點另訂之。

第五條：學生社團由學生事務處輔導之。
學生事務處為輔導社團，得檢查社團活動記錄、財務狀況及各種必要資料，並定期辦理社團評鑑。
學生社團活動如有重大困難，學生事務處得經社團輔導老師同意，依個案派員作特別輔導。

第六條：學生社團活動有違反法令、校規、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其活動與社團宗旨不合者，或無故未參加社團評鑑者，得經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決議，由學生事務處解散之。

在上述三條規定中，指出學生社團的成立、經營、懲罰與解散需要經過社審會這個上級機關所審核，而學生社團有義務要接受社團評鑑，若不接受社團評鑑則校方得以令其解散。

我們不禁要問，學生社團的自主性何在？學生社團的活動、方向何以需要被一個上級機關審核？學生社團是否能夠真正自治？這些規範似乎在每個大專院校都清晰可見，但這些從舊時代遺留下來的繁文縟節在今日人權與自由價值普及的時代，卻仍舊綑綁住學生的自主。

在20年前的那個世代，已有許多的學生問過為何我們的社團需要有指導老師？為何我們的社團需要接受評鑑？為何我們社團可以因為不符合學校或執政者的意識形態而被勒令解散或限制活動？經過20年，校園內關心此一問題的學生減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校園內逸樂文化的提升，歌舞昇平的時代來臨，校園內看似和樂融融，但那禁錮學生自主的牢籠仍能屹立不要，全憑著學生對於自我權利的認知錯誤與冷漠。

[野草莓學運講座] 叛逆的草莓‧野草莓學運

叛逆的草莓‧野草莓學運
時間：2010.04.29 下午1:00~3:00
*講座開始前會先播放「紅色戒嚴」影片!!

大綱：
一、 野草莓學運─ 起源與過程
2008年11月6日早上11點，憂心近期台灣人權開倒車的學生、老師們，開始在行政院前靜坐，主張修改集會遊行法。11月7日傍晚，在行政院前遭警方以違反集會遊行法為由驅離的學生們，在自由廣場前重新集結。當天在台南的我們也響應了這個運動。寒流與暴雨打不散學生捍衛人權普世價值的決心。11月9日，廣場上以及各地的學生透過民主表決、透過網路連線，將運動正式定名為「野草莓運動」，共同高呼「集遊法違憲，人權變不見」，呼籲所有公民挺身保衛台灣得之不易的自由與人權。

二、 野草莓學運─ 那條線
在1990年野百合學運時，也有一條糾察線，區隔了民眾與學生，但在野草莓學運在各地開花結果時，每個地方的學生卻有不同的選擇。那條糾察線對我們的意義是什麼？又有何必要？為何在台南的我們沒有那條線的存在。

三、 野草莓在台南
野草莓學運從台北開始，接著台南學生也聚集於成大光復校區門口，高雄的學生聚集於城市光廊，接著台中、新竹、嘉義….各地紛紛在原地持續靜坐抗爭了一個月之久，究竟野草莓對於台南的同學而言，意義是什麼？又有何影響？

四、 野草莓學運的困境與未來
野草莓學運在2008年12月7日以全台學生大集結、大遊行的方式收場，隨後各地學生有的轉進校園繼續從事組織工作，有的租了辦公事將捐款交付信託、有的解散了辦起網路雜誌…，野草莓學運在廣場上是解散了，但實際上卻持續在蓄積能量。


與談人： 成大政治三 林飛帆
成大歷史四 戴唯峻
成大外文所碩二 林家薏

[ 演講 ] 中國的改革之路與未來走向 講者@王丹

自由鬥士。王丹
六四天安門事件使他被捕入獄，在獄中忍受孤寂的度過了三年零七個月。
為了爭取自由、民主，他付出巨大代價。

作家。張鐵志
從音樂、文化、散文到政治，他以最深刻的筆觸，寫下對這世界的看法，希望以此改造我們對政治經濟與文化結構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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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者 王丹、張鐵志
主持人 丁仁方(成大政治系暨政治經濟研究所教授、兩岸統合研究中心主任)
演講時間：2009. 12. 30. 下午2:00~5:00

地點：成功大學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三講堂)
主辦單位： 政治系學生會
協辦單位： 成功大學兩岸統合研究中心

1106人權守夜-活動紀實

日前台南野草莓週年活動播放熱比婭：愛的十個條件，映後同學們回到了曾經陪伴了我們一個月的場地「光口（光復校區校門口）」進行分享。討論一開始，以「紅色戒嚴」這部記錄片，回顧了去年十一月政府如何利用細膩的治理技術，配合集遊法模糊的界線，踐踏了民主發展所帶來的人權價值。野草莓的同學也紛紛上台分享當初參與的契機與那一個月裡的點點滴滴：政府面對野莓訴求時的無賴、靜坐同學們接到的恐嚇電話、民眾溫情的支持與鼓勵等等。雖然一年來，當初野草莓所訴求的責任政治（該事件相關官員不但沒有道歉反而甚至升官）與修改集遊法（集遊法修法只得到政院版換湯不換藥的文字遊戲）都仍令人不滿意，但在這次的週年聚會中所看到的一張張新舊面孔中，我們仍相信一年的沉澱所帶來的不是挫敗，而是公民社會發展與覺醒的希望。在這場週年聚會中，其中一件可貴的事情，便是在映後的討論中意外有了中國學者的加入，為整場討論提供了不同的視角，也激發了更多的思考與討論。以下為整理的對談（由於當時討論的進行方式是以電腦同步記錄發言概要並投影於現場的螢幕，且也對諸多問題反覆推敲，故經整理以連貫方式呈現）：

邵教授：請問各位同學認為熱比婭片中，其敘事內容具有幾成的可信度？在座各位是否曾親自到過中國？以一個中國人的認知，我認為熱比婭部份的敘述（尤其對於改革開放後）皆有些偏頗。維族人的暴力是其民族性的一部份，而這並非帶有民族歧視的言論，而是在北京時生活時的經驗。日常生活中遇到維族人會敬而遠之，因若與維族人起衝突時，因為國內對於少數民族的優惠政策，官方通常較偏坦維族人，因此往漢人往只得自認倒霉。我們對每一項進入眼中的資訊要有獨立判斷是非的能力，當有人以特定資訊意圖控制我們時，我們有能力辨別嗎？我們對我們自己”人身自由”的敏感度到底夠不夠? 所有資訊與判斷都需要有我們自己獨立判斷的基礎。中國雖然有中央電視台，但許多一般民眾家裡也可以接收到台灣的新聞節目，並非接受單方面的消息。

瑪西：雖然在中國很多人裝有小衛星，可以接收到台灣的新聞及娛樂節目，但是政論節目又有多少人能看到呢?或是仍停留在類似「海峽兩岸」這一類與台灣特定政黨合作節目呢?中國以中央電視台限制對於中國境內各地政治資訊的取得，是否容易造成就算是身在中國，也不易了解事情的全貌？如此，您又何從評論自己資訊來源的可信度？至少今天在台灣我們機會同時得到熱比婭與您不同的觀點，讓我們有機會可以進行判斷，而非從一言堂中獲取真理。

帆: 制定東突厥斯坦法律的人是誰? 若非由當地人民參與立法過程，則這種法律的公信力是否仍然存在?以一個漢人制定的遊戲規則強行實施於當地人民身上時，此法是否具正當性?同時，此舉是否容易成為執政者以「依法行政」為名，行政治行動之實的工具？

林金其先生: “熱比婭的眼淚是真的!” 熱比婭所爭取的是文化與民主沒有真假的問題。文化殖民問題和威權問題一樣需要被重視。

王同學：教授所提到，漢族對於少數民族多有幫助，例如廣東對西藏的援助。然而，這是否仍是以漢族為作為出發點的思考，對於歷史上加諸於少數民族的種種迫害中所累積的情緒與仇恨並沒有處理。

飛: 什麼是「真」的? 是熱比婭「被關的時間」 或是「抗爭中的死傷人數」或是「熱比婭為其同胞的付出」或是其「所受的迫害」? 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執著於枝微末節的真實性並不能抺去熱比婭遭受政治迫害的事實。

邵教授: 新疆很複雜的族群組成很複雜，維吾爾族也是一個很大的概念， 二千多萬所指的是廣義的維族。以文化交雜的程度來看，熱比婭無法代表維族全體，又如何為全體維吾爾族發聲。同時，歷史中所積累的誤解或是同化的政策無法這樣簡單的被看待：雖然曾經發生殘酷的事件，但現在的確在協助維族的生活慢慢現代化，是在幫助維族人過更好的生活。弱勢文化面對強勢文化時都會有這樣的問題，我想這是一個教育的失誤，但就像是英文隨著西方國家的強勢而變成強勢語言一樣，總是難以避免。

瑪西:這樣似乎是試圖以一種線性的史觀來証明現代化的生活必然優於少數民族所習慣的生活方式。然而，現代化／西化／工業化的生活是否真的比較好？不丹人民並不需要完全的現代化來成為最快樂的國家。中國對於少數文化進行漢化的政策，剝奪少數民族原來的信仰及生活方式，是否才是造成少數民族往往必須付諸暴力來解決問題的根本。對於其文化的不尊重，是否是使少數民族長期處於弱勢的主因？到九寨溝時在東藏看到有很多藏人已經不會講藏文了，會寫藏文的更是屈指可數，文化除了可以被利用的觀光價值部份，其他已經快消失了。經濟發展真的可以作為第一優先的前提來犠牲少數民族的文化嗎

邵教授：現代化發展有二種方式是政府主導的，另一種是社會自然發展的，中國的例子正是前者，而目前中國政府所面對的矛盾在於過度開放至不成熟民主可能阻礙現代化發展。中國政府如果是像片中說的那麼糟，中國能夠搞好經濟嘛?我觀察台灣在六七十年代後，因為人口少，所以人均及教育有一定水平後就會很快的轉型到民主，但中國人口及領土太多了，真的可以一樣的快速轉型到民主嗎?且大陸經濟水平還未達到民主化的條件，怕的是民主會使政權不穩定。而且因為發扛過六四，因而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

瑪西：民主真的會使政權不穩定嗎，世界上有許多人口比台灣多很多的民主國家，政權未必不穩定。

帆:以何標準判斷”做錯事”? 以多數人利益為考量的標準? 為何負面的將”六四”視為毒蛇猛獸，而非正面思考為一種民主發展?

邵教授：我想這個政權有些過激的手段，但還是有循著一定的規則，尤其是發達地區。廈門市經濟比較好的地區，就較有秩序，較循規則。例如會搞集體簽名要求政府增設車站，這也通過了。但像是內地比如甘肅，人們就不會這麼做。與其談民主，中國更重視的是公民社會的價值。中國的公民社會還沒達成，還在成長、醞釀。因此有一些像非典專門醫院的設立，搞到全國人大去表決，導致已經開始建了，還改變決策，浪費社會資源。這是公民社會的負面例子。公民社會的不成熟，反而會被大企業或是有勢力的人所操控。

瑪西：從野草莓的例子來看，網路資訊開放的程度，的確跟公民社會的發展有很密切的關係。在web 2.0的時代，我們可以透過許多網路上的平台發佈消息，傳送影像，互相串連，而不必受制於主流媒體。然而，若是中國果真重視公民社會的發展，是否就不應該再對網路上資訊的流通做這麼多的限制呢？

小白：請問教授您中國人民被限制資訊的來源有何看法? 對綠霸的意見?

邵教授：中國有一個部門稱為公安部第十二局(網路監管局)，其有兩個職能，一是制止犯罪行為，二是管制訊息。對政治上的信息封鎖的確不太好，但是大家還是能透過各種渠道得到訊息，例如看報紙或到圖書館。訊息封鎖或許可說是一種中國政府缺乏信心的表現，事實上，言論還是很自由的，只要不提暴力推翻共產黨都是可以的。

廖同學：政府對於網路的封鎖是很嚴重的問題，因為其他的資訊來源都可能有利益背景而因此具有特定意識型態。對於網路消息的封鎖是否會造成對公民社會發展的負面效果？

王同學：中國政府綠霸這個措施便代表資訊取得管道不夠開放，請問為什麼取得訊息的管道需要被管制？

黃同學: 您的看法似乎認為可以用社會安全作為一切言論管制的藉口，請問在這樣的情況下是否認為集體利益可完全凌駕於個人利益之上?

小白：但我們每天都在罵總統，在中國你們可以這樣做嘛???

邵教授：罵是可以，但沒做錯事為何要罵?

丸子:什麼樣的情況下會想”罵”? 本身的權益被侵犯？不舒服就想罵？被誤解/不被尊重？或只是一種生物本能對“痛”的反應，其痛感以具社會意義的方式呈現。也就是說，罵是生物本能的機制，與”沒做錯事”並無直接關係。


在整個過程中，邵教授雖然從頭到尾立場堅定的為中國政府辯護。但是在聽到同學的質疑時，例如「制定法律者與遵守法律者不同時，此法是否具正當性」、「以漢族為出發點去思考其他民族的事情」，在邵教授發現自己無法否認同學的疑問點時，就改以模糊焦點來談相關事情，這也是我們在跟中國人接觸時需要注意的點，他們在國內固然批判共產黨，但出了國，身為中國人的民族氣節必須為自己辯護。當我們注意到台灣人與中國人有著根本上的差異點時，或許我們應該採取更加包容的態度以及更加堅定的立場來面對不同思想文化的差異。也才可能藉由對話走向和平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