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12月 2010

[轉錄]偶然還是必然?台北野草莓學運的結構限制與機運

原文轉載於社會改革前線 2010.11.17

(今天應何明修之邀要去台大社會系談談兩年前的野草莓,唉,實在不知道要講什麼。想到去年發表過一篇稿子,只好再拿出來跟大家分享一次....)



偶然還是必然?台北野草莓學運的結構限制與機運

謝昇佑[1]

一、 楔子:兩種批判的態度

何東洪師在《思想》撰寫了一篇對台北野草莓學運的參與觀察及評論,或許是為了「平衡報導」,《思想》希望野草莓的參與學生[2]也能提出一些看法。我寧可將編輯的意圖理解成,參與角色對運動體驗的各自表述,而不是針對何師進行回應,原因有二,一來,在一定的前提下,何師的批判我可以同意;二來,這場運動(如果它算一場運動的話)始終只有強勢與弱勢的參與者之別,沒有為整個運動留下擔綱者的位置,任何人也就難以「代表」野草莓學運的角色對任何批判提出「代表整體的」回應;因此,在這樣的框架下,「回應」自然只能是各自表述。

這個處境多少正反應了何師對野草莓學運的批判:零散、缺乏組織、沒有明確的運動目標和領導核心。的確,若從「訴求、動員、組織」三重標準來估量這場「運動」,野草莓恐怕難以構成「及格」社會運動的條件。也的確,社會運動是需要一群有共同理念的人推動、有方向的捲動其他人的投身參與,而不是烏合之眾或者去中心的群流盲動;甚至可以從這個角度更基進的質疑,「野草莓」究竟稱不稱得上運動。然而,「理論」的觀察總是帶著彼岸世界的理想性格,此岸的現實才是我們要面對真實的處境。橫擺在眼前的事實是,在這個政治激情的島嶼上、一個偶然的政治事件、幾個老師和學生在沒有時間做好內部組織,或者說,根本沒有意圖讓這個事件延燒為大規模社會運動的狀況下,一則在PTT2透過老師個人版的連署、私人網絡串連快閃行動的號召訊息,在出乎意料的情況下,演變成長達兩個月的街頭抗爭事件。何師在文末留下了一句「後現代主義無法上街」的感慨結語,但後現代主義卻已經上街。

因此,綜觀何師全文,倘若其所謂的「批判」意謂著事後對運動發展的一種徹底自我反思、檢查的描述性書寫,確實可以同意他點出了整個運動發展某種意義上的限制和困境;但若其批判建基在預設了某些人作為實際「經營」這場運動的「主體」,並以一般特定社會議題的社運模式為準,來對假定的野草莓運動經營者進行運動倫理、路線問題或者道德論立場的批評,那麼,我就無法同意了。不能同意的原因不在於反對「下指導棋」的態度,事實上,作為行動的主體,任何與其行動相關的批評或意見,勢必都在行動者意願接受下,才會發生效力,就此而言並沒有所謂「下指導棋」的問題;[3]因此,我反對後一種批判態度的關鍵,純粹是因為這種批評誤認了這場運動的「本質」,因而是指向虛空的批判。

二、 定位野草莓運動的發生:事件、結構與行動的辯證

要澄清、定位野草莓學運,必須從「事件發生」與支撐事件之「結構因素」之間的辯證關係來思考,而這裡所謂的結構因素,至少包含了當時引導事件發生的社會氛圍、事件發生後,團體內部的動力關係、以及長期歷史脈絡中台灣內部儼然形成的社會對抗結構有關。基於文章篇幅,我沒有辦法以學術論文的規模來處理這些問題,不過大抵上本文的描述將順著這樣的思考架構前進。以下,我將先初略交代了引導野草莓學運這個事件發生的社會氣氛,接著說明團體內部動力的關係,至於歷史面向的結構因素與事件的辯證關係,將在下一節中交代。

時間拉回十一月六號、七號的場景,學生們在行政院門口「等待」官員的回應或者警方的驅離。當時氣氛詭譎,雖然聚集學生集體表決過,倘若遭受驅離,即轉往自由廣場,但由於被驅離的可能時間無法估計,而且從七日上午,行政院門口的學生便已開始來來去去,呈現不穩定狀,因此似乎也沒有多少人認真對待轉進自由廣場這件事。猶記得七號中午,我還曾向一名當時所謂決策小組的同學提及,自由廣場是否該開始張羅;但以當時的氣氛,這樣憂慮和考量的確顯得有些杞人憂天,當時不少學生和老師的想法反倒是,政府應該「夠聰明」,不會驅離學生,因為七號已是星期五,接下來兩天是假日,而十號開始,一些大專院校開始進入期中考週,學生自然會回學校。換言之,種種跡象顯示,當時確實沒有多少學生和老師是做好轉進自由廣場進行長期抗爭的心理和物理上的準備,更別提經營一個長期街頭抗爭運動的組織。甚至就連一開始發起到行政院聚集的老師和同學也沒有準備,這會是一場超過三、四天的抗爭。我們還可以從十一月六日當晚在行政門口,不斷向群眾廣播呼籲停止捐款的動作可以得到明證,發起行政院門口聚集的活動,沒有做好發展成為大規模學運的準備。

然而,歷史的發展總是由一次又一次的意外引領著。七號傍晚,警方突然強勢驅離同學,我猜想他們萬萬沒想到的是,當時整個驅離過程,學生透過網路直播的方式,即時的傳送了出去,因而,就在不到兩個小時的時間內,超過原本聚集在行政院前人數數倍之多的學生,頓時湧進了自由廣場、各方物資更是頃刻大舉湧入,更重要的是,從轉進到自由廣場那時候起,群眾湧入金錢資助與物資,已不是現場呼籲停止的廣播可以控制的。[4]換言之,當時社會期待一場學運發生的壓力,使得轉進自由廣場的學生無法拒絕金錢和物資的不斷湧入。然而,明眼人都不難看得出這局不妙:一群沒有組織、沒有準備、只是一開始因為偶發政治事件而激情聚集的學生,現已騎虎難下。面對大批的資源挹注和社會的關注,聚集的學生已然不是說散可散、說走可走,就地組織化勢在必行,而此時,參與的老師們也越來越多,無論是基於對學生的責任,還是對運動的期待。

這是野草莓學運發生的歷史現實:一群氣憤政府當局在陳雲林事件上限制人民言論自由作為的學生,由網路串連而出,彼此間沒有傳統社團組織的連帶關係,並且這些一時間群聚起來的學生,也根本沒作好擔綱一場大規模學運主體的準備。但就在還來不及把問題想過一遍、也還來不及認識旁邊的陌生人、還來不及澄清彼此的運動目的之前,局勢就將之推上了火線。然而,就如何文所提到,問題還不在於缺乏有經驗的運動者參與帶領;事實上,甚至連何文中稱許的樂青、青年九五的學生也大有人在;其他亦不乏工運系統、參與NGO的學生,各校異議性社團的頭人也為數不少,其他像是個體戶的禿鷹也頗多。因此,關鍵的問題反倒是為什麼意見領袖之間無法合作?這些有經驗的同學為何無法領導運動?何文中所提到有老師感嘆若是誰來主導運動就好的想法,顯然完全沒有把握到運動發展的現實難題。

換言之,參與學生內並不缺乏卡里斯瑪型的領袖型學生,但有趣的是同學之間竟非常有默契在避免個人成為「運動明星」,因此,「這是一場沒有明星的運動想像」油然而生。究其因有二,一來打從運動雛形開始,「野百合學運」的幽靈在一直在,然而,對多數野草莓的參與者來說,「野百合學運」那種「一將功成萬骨枯」的結果,並不是大家心中理想的典型,因此多數具有領袖魅力的同學,一開始就有意識的在收斂自己的權力。雖然,大家都知道閹割到權力中心的運動節奏,會帶來不可預期的後果,但在野百合學動的「陰影」下,仍然選擇了嘗試一條不同的路。就其結果言,很明顯的,你可以看到整個台北野草莓運動的發展,所謂的「核心成員」,從來不是以單一色台大或國立大學的學生為中心,碩班或博班的學長姐在當中已沒有任何較高的待遇,不管你的出身,大家就是平起平坐討論、決定。從行動主體的意願來說,這種共同參與、集體決策是帶有正面意義的抉擇。

不過,反過來,亦不得不承認,會造成無組織化的結果,也有團體動力上的結構限制。事實如此:諸多意見領袖之間彼此的背景差異甚大,對運動的期待和想像不同、甚至因為過去就分屬於不同意識型態的異議性社團,換言之,在這些足以影響運動方向的意見領袖間,在運動之初,就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信任。理論上,不同行動旨趣的行動者原本就該組織成不同性質的社團,彼此再針對特定議題合作,然而,野草莓學運並不是在這樣的節奏中發生。如前所述,學生們所接收到的物資和上百萬的捐款,並非學生登高一呼而來,相反地,這些資源的挹入,是台灣政治對抗格局下,積怨已久的一方,迫不及待學運發生以作為他們政治情緒出口的一種「另類群眾運動」。政治激情的群眾,一看時機彷彿成熟,便已「先一步」挹入物資與金錢,等待學運發生;相信熟稔台灣長期高度政治對抗文化的人,都能默會這種政治狂熱的作為。而這樣的結果促使了不同理念、不同運動目的、不同意識型態的團體和個人因為這些眼前的資源,「被迫」綁在一起,成為看似一體的「野草莓學運」。

姑且不論大家綁在一起的動機是覬覦資源或基於自我運動倫理的要求,欲善盡對民眾捐款的責任,不可避免的後果是,內部疏離的人際網絡加上外部過度資源的挹入,諸意見領袖間相互猜忌、互不信任的態勢儼然而成。在沒有信任基礎的運動開幕式中,註定了日後的發展也就不可能期待在理想的溝通情境中進行。稍有敏銳度的人都不難預見,「亂局」,將是這場運動無法避免的性格,縱使是再有能力的行動者,可作的選擇也著實不多,要不以開放的心態面對運動可能的發展,並且跳入戰場,在那個何師戲稱為班會的決策帳棚中「廝殺」,引導這場運動前進;不然就只能作壁上觀,冷眼看這亂局,偶爾放兩支論述的亂箭技術性干擾。

暫用一般日常語用的話語來區分,野草莓學運的性質是屬於政治衝突的運動,而非特定議題倡議的社會運動。雖然野草莓「學運」看起來聚焦在集會遊行法這個特定議題上,但修法的訴求作為凝聚分歧參與動機的「戰術意義」,大過於參與學生和老師們對這個議題的實質關心。事實上,整個在廣場時期的「運動發展」,始終困擾著如何找到合適的議題整合起分歧的運動想像。決策帳棚內一次又一次的內鬥式的辯論、不同意見領袖間私下合縱連橫的動員串連,無非都企圖降低這場運動特殊發生條件所招致的複雜性:劃定參與者的界線、穩定決策機制、澄清各路來者的目的以定位運動。當然,這也就使得野草莓「學運」看來像是一場大學生的自我成長營,或者說如常見的批評:勇於內鬥、怯於外戰。但只要我們回到上述實事本身來看這件事,其實,或許便會對帳棚內直接民主的決策模式會心一笑:沒有人不明白這種討論模式會是運動組織化的阻力,但這卻是各方頭人角力的唯一戰場,在尚存活的諸意見領袖間,建立起信任之前,這種決策模式勢必因其「功能」而持續存在。同時,急於超越「帳棚」壟斷領導權力的企圖(儘管就理想上社會運動的邏輯來說這事正確的決定),在當時運動發生條件下的權力佈局中,必然是失敗收場。野草莓事件發生的「先天結構」,已然暗示了會在內耗中進行的命運。但關鍵的問題還是在於:既然這個結果是可預期的,那麼你選擇偏向虎山行?還是寧作壁上觀?

三、 作為癥候的野草莓事件:野草莓學運背後更深層的結構困境

一種常見對野草莓學運的評價,是以運動訴求的完成度和傳統社運標準的組織動能來斷言這次的學運失敗。事實上,此種論斷,對於有自知之明的參與者來說,這更早已是預期的結果,[5]不過,這樣的批評並沒有把握問題的層次與事件/結構之間的辯證關係。本文澄清這些辯證的脈絡,不在於為種種意義下的「失敗」辯護,毋寧說,更是為了讓深刻的反身批判得以可能。

肯定有人會不滿地質疑,總使存在上述事件發生的偶然性因素和團體動力上的內部矛盾、縱使同學期待沒有英雄的集體領導,也不足以說明整體運動會散漫至此,換個歷史情境,仍然有可能很快的、有效率的組織起來,為澄清這個問題,我們勢必進一步從歷史的縱深,思考野草莓事件的發生與深層社會文化結構的辯證關係。我們不妨作一次反事實的(counter-factual)的歷史假設:倘若台灣長期以來,校園裡一直存在活躍的異議性社團,學生參與公共事務和社會議題的熱誠始終高漲,並且不同社團和校際間的串連也功能彰顯,那麼,縱使如上述所陳的運動發生背景,似乎也有可能很快地能系統化就地組織起來,並能掌握運動議題發展的操控且深化論述。

當然,這個反事實的假設,無從驗證真偽,但卻有助於看到野草莓學運遭遇組織發展困境所透露出整體社會困境的癥候。野草莓學運的困境確實不能只單單歸咎「環境因素」,至少具深化論述能力之學生的不足,說明了野草莓參與者的思想準備不夠。不必遮掩,從野草莓運動「開幕」迄今,我相信多數參與者可以朗朗上口廢除集遊法意義、以及要求警方恪守警察職權行使法的理由何在;但能深入闡述自由與人權的理念、國家權力與個人自由的辯證關係等等根本問題的,肯定是寥寥可數。然而一個運動真要走的長遠且具有革命性,就必需能夠思辨撐起整個社會運動正當性的社會及政治哲學,甚至是存有論上的問題。

事實上,任何社會運動勢必都包含著撐起整個運動意義的基礎理論問題,諸如在樂生運動中,他們會面對質疑其運動基調究竟該放在使漢生病友從歷史客體變成歷史主體的軸線上,還是建築物的保留上的問題?或者質疑樂生運動訴諸社會「同情」以保留樂生院的路線,如何不會是繼續複製漢生病友作為歷史客體的邏輯?等等挑戰;又如標榜左翼路線的社改學生,必須面對倘若不是缺乏現實感地迴避國家理性來談論一種純粹人民幸福的菜單,那麼怎麼平衡國家利益/國家理性和社會公平/人民主權的可能矛盾,以及經濟上的弱勢是否就能自證成道德上的優越性與正當性?

表面上看起來,野草莓學運參與者在論述能力上明顯低於其他社運的參與者。或許有人會以這受到運動型態、組織模式等等原因的影響來辯護。我卻認為,野草莓不過是個明顯的癥候,在其他的社運中其實也一樣。表面上其他針對特定議題的社運模式,在經驗事實描述、評論的論述豐富,但是真正能深入整個運動正當性之基礎原理原則,進行抽象思辨的,跟野草莓學生一樣,仍是少數。運動需要思想力量的支撐,不單純是熱情。參與公共事務和社會運動的動力不是來自物質利益,而價值信念的堅持,並且對價值信念的堅持不能是未經反思的盲從,否則純粹熱情和訴諸教條化素樸道德直觀的行動,跟盲目宗教狂熱信徒沒有兩樣。

指出現在學生的能力不足,不是要歸咎於學生個人,而是要批判台灣的高等教育體制奉行的技術至上、專業主義邏輯。不妨檢視我們的高等教育中的主流論述:為了讓學生適合真實的社會環境,所以我們應該讓大學的環境盡可能擬真現實社會處境的限制,產(官)學合作遂為主流。假如此等論調真為著讓學生體驗現實而考量,並且有限度地執行,當然是可以接受;但在新自由主義的思維中,恐怕真正的目的只是為了使培養出的學生,易於嵌入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勞動網絡,得以迅速成為資本生產積累過程的有用勞動力。高等教育樂於配合資本主義生產制度,提供勞動力強度的訓練,或許是因為從中得以獲取龐大的現實利益,但另方面,恐怕也是因為資本主義文明中的教師,早已率先成為「沒有靈魂的教學專家」。

台灣高等教育的設計讓學生毫無選擇地成為資本主義結構的承擔者。「沒有辦法」常常是我們用來搪塞、遮掩不敢面對價值選擇的藉口。的確,任何社會實踐的場域,都必然遭遇理想與現實在取某種程度上妥協的實踐困境;然而,正因為真實社會處境中,「妥協」是不可迴避的結果,學院環境的意義反倒是應該讓學生有充裕的時間去準備、澄清,什麼是必須堅持的原則,什麼是作為一個專業者,即便喪失眼前利益都必不可退讓的價值和社會的責任;而非過早地讓學生面對現實的無奈而學會妥協。非線性的社會演化建立在對行動可能性的豐富想像,而行動的想像則建立對理想的堅持。實用導向的現實主義者,只是屈就既有社會結構和權力網絡的一再複製。沒有價值信念的涵養、過度鼓勵操作性應用學科的教育導向,高等教育訓練出一批批高等技工,這些其實都是老生常談的問題了,但在野草莓學運的經驗中,再一次於欠缺深化論述和戰術戰略思考能力的學生數量上,表露無遺。

另一個野草莓事件所顯露的癥候是,台灣社會過度政治化和逃避政治的雙重病態。一個理想的成熟公民社會,本應什麼問題都能談;社會議題、政治議題,甚至是嚴重分歧的國家認同問題皆然。但在我們的社會中看到的是,要不是過度政治化,凡事以藍綠甚或統獨為標籤;就是過度逃避政治,不斷遮掩自身政黨或國家認同傾向。這是台灣社會普遍的政治困局:對抗式的社會結構。野草莓參與者意識地在超越藍綠框架,就其努力的成果來說,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超越了藍綠,但卻也沒有超克藍綠。說它超越的原因是,參與者中確實藍綠皆有,甚至在國家認同上,統獨皆在;然而,說它沒有超克的原因則在於,這些不同政治光譜的參與者,其實也只是彼此有默契地避談這類話題的「共在」,而不是真誠對話。當然,這是整個社會的病態使然,我們看到主流媒體上,政治人物毫不遮掩的以其政治立場為座標定位各種現象;而反對這種「野蠻爛戰」的社會改革者,竟然只能是消極的「逃避政治」,以純粹社會議題化的姿態來掩飾、逃避帶有特定政治立場的各種社會運動。有趣的是,由於野草莓運動的特質,使它無法成功地以社會議題化來包裝、去政治化這場運動(雖然有嘗試過),但卻也因此暴露了所有「逃避政治」式的社運模式內在的尷尬。難道我們不須懷疑,或許「超越藍綠」、「去政治化」或許就是個假命題,誠實的面對藍綠、坦然面對與溝通,不必刻意政治化和逃避政治,才是應當追求的社會處境。

歸根結底的說,社會運動根本不可能逃避政治。假若我們接受阿倫特(H. Arendt)的說法,政治行動既是人天生的秉賦也是存在的價值,其意義也就是人可以超越僅只為了生理生存必需的勞動,建立超越私利之公共領域的恆久秩序。[6]那麼,既然社會運動的目的是追求公共領域的正義原則,其本質也就是自然是政治行動。另方面,縱使我們從日常生活的語用來思考政治議題與社會議題的劃分,我們一樣可以質疑,在今日台灣面臨中國崛起的壓力,且國際強權勢力藉機勒索、大資本家任意其資本進出台灣、公務員品格堪慮、象徵國家正義的司法獨立性還不堪信任的現實處境中,我們若還不去考慮台灣的國家主權和國家權力在現實上的功能,又怎能確保我們對社會公義的倡議有落實的可能?然而,問題的根源恐怕在於,我們始終缺乏一個「安全的言論空間」,讓台灣社會中,最極端化的政治議題有對話的可能。而所謂「安全的言論空間」,不僅是一個可以對話的物理場所,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需試圖在對立的僵局中,提出更上位的問題框架,以打開可以對話的空間。某種意義上來說,野草莓學運的出現,確實在基本人權這個問題,隱然打開了各種僵固立場進行對話的可能空間。





四、 結語:期待深化的學生運動

假若我們看到野草莓學運在發展上所遭遇諸多困境的癥候意義,那麼也就看到了野草莓學運可以進一步前進的方向。當然參與野草莓運動的學生中,有沒有足夠的能量去打開這個空間,是進一步需要是思考的問題。而為了深化自身經營運動的能力,首先參與者就必需先反身批判這場運動,看到自己的限制與不足;我並相信,只要我們懂了從「失敗」中解讀所蘊含癥候的意義,這個承認失敗絕對會變成下一步前進的重要資產。倒是野草莓的參與學生倒也不必妄自菲薄,因為,假若我們從整體社會系統的角度來思考,野草莓學運的意義,並不是從行動者自己設定標準和成就感來評價,而是就他是否對整體社會結構帶來的影響來斷定,當然,有沒有造成結構的影響是見仁見智的詮釋。但至少就前述野草莓學運突顯出的結構困境,就是現在還持續奮鬥著的野草莓學生可以努力的方向。另外,我同意何師批評離開廣場後租用實體空間的決議,但這個批評之所以有意義不應該在於「租用空間」這件事的本身上,而是租了空間後,有沒有達到深化運動意義和效果的評估上。運動不能期待有「高檔」的設備和享受,但也不必以自我剝削的手段來證明參與運動的價值。

無論如何,最為關鍵的,仍然是學生組織和學生個人累積運動能量的問題。除了批判反省運動經驗之外,個人思辨力的提升無疑是最為首要。然而,思想不會在嘴泡式的辯論中得到深化,只有不斷參與論壇聽演講,而自己不閱讀、反思,終究也只能是鸚鵡。我寧可相信,閱讀深邃的哲學作品仍然是提供社會運動者革命武器最好的方式;因為,在閱讀和反覆思索此等作品的過程中,我們正經歷著紋心的過程。最終,養成的細膩思維會在實踐的戰場上,發揮作用。至於組織,除了訴諸實踐的熱誠,一個個志同道合同志間的串連、並在大大小小的實際行動中積累信任和合作方式之外,在這個帶有後現代主義性格的社會氣氛中,社會運動者也需自問自己在每一場運動中,究竟只是為了滿足自己衝撞體制的快感,或者意識到自己肩負的責任。假若沒有了對社會共同體的集體利益的想像和責任,社會運動者不斷挑戰法制和規範的行為,便與盜匪沒有兩樣。因此,運動不能只有眼前滿足每一次衝撞的戰術思考,更要有對整體社會想像的戰略考量。借用阿圖塞對馬基維利的評價來說,我們要努力的是「打開一個新的空間」。[7]

社會運動者,必須不斷在自我反思、批判的過程中,既調整卻又堅持自己的價值信念,而在行動上,既要富謀略,卻也要有單純實踐的熱誠。「我只有一個激情、只有一個需求、只有一個我自身的完全感覺,這就是去影響我周圍的人,我幹的愈多,我便愈覺得快樂。這難道是一種幻想嗎?也許是的,但是,它的根底裡包含真理。」[8]費希特(J. Fichte)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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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大城鄉所博士班。專長是現象學與馬克思哲學,發表過「歷史處境中的行動主體:馬克思哲學的現象學詮釋」等文章。

[2] 本文所討論的「野草莓」也僅只限「台北野草莓」。省略「台北」不提,單純只是行文方便,無他意。

[3] 反過來說,除非行動者自認為是處在受迫條件下接受建議,或者是給予建議者認為自身說話的角色是一個會(或必須)形成壓迫式命令的位置,才需要有迴避「下指導棋」的焦慮。但據我個人的觀察,在野草莓學運中,多數有自主性的參與學生和懂得節制自身權力的野教授之間,在互動上並不會「下指導棋」的焦慮。

[4] 我便親眼看過,當時雖向民眾表達不再接受捐款,但民眾竟還是硬把數千元鈔票塞給學生;而該名學生亦非常有品格的把錢交給當時的負責行政的同學。這樣的情況層出不窮,因此當時負責財務的同學,當機立斷,設立接受捐款的單一窗口而不是拒絕接受捐款。這個判斷,我個人認為是正確的。

[5] 事實上,早在廣場開始聚集的第三天深夜,我便與當時尚未熟識的張之豪談及此事:這場運動不可能達到一般社運意義下成功的結果,所以只能寄望在拼「運動意義」這件事上。

[6] The Human Condition, H. Arendt,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7] Machiavelli and us, L. Althusser ; edited by François Matheron ; translated by Gregory Elliot, New York : Verso, 1999

[8] 《激情自我:費希特書信選》,洪漢鼎、倪粱康譯。2001,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

17 11月 2010

[演講活動]憲法、人權與刑事審判

憲法、人權與刑事審判


一位刑庭法官的人權實踐理路



講者:林孟皇法官(台北地方法院

時間: 99年11月25日



地點:國立成功大學力行校區社科院大樓一樓80105室

主辦單位: 成大政經所、法律系

15 11月 2010

別叫海豚轉彎

   「近期內幾起石化業嚴重工安意外,在當地居民的健康安全上猶如火上焦油,更讓我們對於石化業之於個人健康與糧食安全有深刻的體認。國光石化進駐彰化帶來的問題有:在地數十萬漁民從事的養蚵業經濟鏈遭到破壞,恐將失業,並造成全台食物鏈污染,而空污將使全民減壽23天、大量用水將加速大城鄉地層下陷,填海造陸4000公頃更將使珍貴的潮間帶生物全數滅絕、白海豚棲息地消失,除此之外濁水溪出海口將加速淤積,造成內陸海水倒灌…等問題。這些問題未解,國光石化不只使在地人的生存權備受威脅,更讓全國民眾的權益岌岌可危,美麗的婆娑之島命在旦夕。」(摘自:國光石化問題懶人包http://0rz.tw/cmQTi)

    這幾年來,我們常見到石化工廠發生嚴重的工安意外(ex爆炸、有毒氣體外漏等),但嚴格說來,這些事件只不過是長期環境汙染中的小事件而已,這些事件不過是突顯了環境汙染與工安意外的嚴重性。

    日前吳敦義院長面對民間質疑國光石化將嚴重破壞海洋生態,語出驚人的說出「白海豚會轉彎」,由此可見政府對於環境生態的漠不關心,甚至以自大傲慢的態度來面對環境保護與永續生態發展。

    這不僅讓當地居民無法忍受,更激起學生與環保運動團體的不滿,我們認為青年學子除了忙於課業之外,更應該擔負起公民監督與知識份子社會關懷的責任,1113有公民團體與青年納美人團體號召的「反對國光石化」大遊行中,我們發現有許多的學生團體也加入其中,使我們感到相當振奮,學生團體間也彼此鼓勵,希望將這股力量繼續往校園延伸,塑造學生參與社會實踐(關懷)的新力量。


    在遊行當中,除了成大零貳社的夥伴,亦在隊伍中見到師大、高師大、台大等校的同學各自組成團體加入遊行,可見學子們亦對石化政策有相當的不滿。

    當然遊行最後令我們相當振奮的是,成大零貳社的夥伴們遇見了20年前成大經緯社的學長們,原來經過20年,這些學長們仍然用他們的方式持續關心這個台灣,即便經緯社已經走入歷史,但他們所留下的精神對我們這些學弟妹們而言,是長遠而深刻的。

1106野草莓學運兩周年‧相聚晚會

 2010年11月6日,野草莓學運兩周年,在兩年前的今日,台灣正面臨因政府對於陳雲林的保護而衍生的警察違法與暴力事件所帶來的嚴重衝突。許多學生、教師與人權團體紛紛站出來向政府抗議。學生更以長時間靜坐向政府表達不滿,要求政府向人民道歉、失職官員必須下台、以及立即修改違憲與箝制人民集會自由的集會遊行法。



今年,野草莓學運已過了兩年,台灣與中國的交往越來越頻繁,政府對於處理兩岸交流衍生的各種問題已有較多的經驗,但是其執政思維仍有許多可議之處,包含對於兩岸協議的簽署到批准過程不尊重在野聲音、封殺公民投票,另一方面亦沒有先擬定完整的配套措施,對於學界與在野質疑不正面回應;除此之外,近日來對於網路言論自由亦企圖干涉(發文給PTT事件),引發撻伐。



兩年來,台灣社會快速變遷,但卻面臨越來越嚴重的兩極化,開發與環保的對立、富人與窮人差距的擴大這些差距可以顯現在苗栗大埔鄉徵地事件,以及中科三期與國光石化的例子。



而這兩年來,在校園內亦不是這麼安寧,高師大校方對於學生集會遊行的限制並祭出嚴厲懲罰(記過)為要脅、成大接待中國學生而撤除國旗事件、台南女中學生抗議教官限制穿著小短褲事件;這兩年來校園內的學生意識也越來越高漲,學生對於自身權利的新體認正在展開,而學生團體的聯繫與串連也正在展開。



自野草莓學運之後,新興的學生運動從校園內擴散至社會各階層,譜出了新的學生參與公共事務與社會實踐的新樣貌。



兩年了!我們又聚在一起,1106這一天,台北、台南、高雄的夥伴們在此相聚,重新思考學生在社會中所應扮演的角色,同時也讓我們重新回顧這兩年來的點滴,反省這兩年來有什麼缺憾,希望明年的同時,台灣能夠邁入更民主、更人權、更自由的境界。



14 11月 2010

繁文縟節與校園社團不自由(二)


社團指導老師制度應該自由化

  今日下午一點,社團夥伴前往成大課外活動指導組詢問關於申請社團的相關規定,我們針對了社團成立需要指導老師一事向課指組職員朱朝煌先生詢問,我們質疑:「為何學生社團成立一定需要有指導老師的協助?而指導老師又能如何‘指導’學生社團的運作與活動呢?」但針對此一問題,課指組朱先生的回應是「這是學校的規定,而學生社團應該要有指導老師」我們討論了近一個小時,但課指組的回應一直沒有解答到我們的疑問,課指組除了指出這些規定本來就存在,另一方面也指出學生辦活動沒有辦法自行負責所以需要指導老師的負責。

  其實我們能夠理解部分學生社團需要指導老師,例如烘焙社、熱舞社、國術社等這類學藝性質之社團,但是仍有許多社團其實並不需要指導老師,例如系學會、自治組織、聯誼性、康樂性或綜合性的社團,這些團體一方面是自治性團體、一方面也並非學藝性質的團體對於指導老師的需求不高。

  我們的想法很容易理解,那就是社團指導老師應該是各個學生社團的自由,也應該由學生社團自行決定是否需要聘請指導老師輔導。基於這樣的想法,我們很難不質疑要求學生社團都要有指導老師這項規定。


  

29 10月 2010

從法國大罷工看台灣青年的權利意識

近日來法國大罷工造成法國國內動盪,許多公共設施因為罷工潮無法順利運作,雖然造成許多不便,但法國的罷工卻有高達七成的民眾支持,其中在學學生以及社會青年更是此次罷工的重要參與者。

法國的罷工潮除了反映了對於政府延長退休年齡制度的不滿,更反映出長期以來法國人堅實的權利意識。對於政府的政策不滿,法國人民不避諱採取抵制跟抗議行動。這次法國推動「退休制度改革法案」其直接影響主要為即將退休的勞工,但這場罷工潮卻有為數眾多的學生參與,並持續擴大,原因在於「退休改革法案」將退休年齡的延長,將會造成法國青年增加兩年可能的失業或待業時間,另外法國青年對於國家債務的急速增加與失業率的升高感到不滿,這些因素都使得法國青年決定站出來向政府示威,以罷工、罷課的方式抗議。

但同樣反觀台灣的高額負債與高失業率,台灣青年似乎沒有凝聚像法國大罷工一樣的行動能量。台灣青年人對於國家高失業率與高額負債也沒有太大反應,甚至對於在學研究生的獎助學金遭刪減亦沒有出現相當的反抗,對於政府將補助中國來台研究生每月三萬元的政策,學生也沒有任何反抗。

當然,有論者認為台灣的問題尚未演變成如同法國那麼樣嚴重所以學生沒有抗爭。但我們仍然應該思考,台灣學生的權利意識是否建立了?對於自身權利以及公共政策影響層面的認知是否成熟?

法國學生的權利意識自1968年達到一個高峰後,學生對於各類公共議題的關心程度都相當高,特別對於世代正義這種攸關自己世代的權益的議題相當關注。在這種對自身權利的意識下,導致法國學生對於此次「退休制度改革法案」修法提出了「反對退休新法,捍衛我們的未來」、「給年輕人工作」的訴求。在他們眼裡這樣的修法是對下一代未來的犧牲,是世代間的不正義,因此要反抗。

反觀在台灣,惡質的舉債文化,政治人物每到選舉便開出許多支票,執政後便舉債來實行需多無意義或效能不彰的公共建設,增加下一代的負擔,但年輕人卻仍感受不到壓迫,甚至產生一種鄉愿與順從的心態,這是使台灣社會停滯不前與惡質政治文化不斷循環的重要原因。

法國罷工對我們的啟示

2010-10-28 工商時報 【本報訊】

法國政府修法將退休年齡調高到六十二歲引發的罷工與學潮持續升高,首都巴黎等地示威者十八日與鎮暴警察爆發嚴重衝突,全境多處道路被罷工的卡車司機封鎖。圖為法國當局下令煉油廠工人復工,但工人在煉油廠要道燒輪胎,還好整以暇地欣賞。(美聯社)

 法國總統薩科奇所推動的「退休制度改革法案」,將最低退休年齡從60歲延長到62歲,自本月初起在法國各大城市掀起罷工潮,估計高達250萬人參與這場罷工,引起全球矚目。導致法國所以必須延長退休年齡,除了持續增加的高齡人口推升退休給付壓力外,財政捉襟見肘才是根本原因。法國政府債務占GDP比重於2008年已升至75.7%,早就超過《馬斯垂克條約》的債務上限。以如此困絀之財政,面對日趨沉重的退休金給付壓力,薩科奇遂推動這項改革法案。

 今天法國政府所以推動「退休制度改革法案」,而民眾罷工抗爭雖帶來諸多不便竟也獲得近7成民眾的支持,顯示法國面對人口老化、財政困境與人民的福祉,正陷入決策的兩難。然而反躬自省,法國今天所面臨的高齡化、財政困絀、青年失業等問題,我國也遭逢同樣的困境,甚或猶有過之。

 法國高齡人口比重16.5%雖高於我國的10.7%,但是台灣人口老化速度極快。依經建會估計,再過10年台灣的高齡人口比重即達到今天法國的水準,並且在民國114年老年人口比重即逾20%,進入超高齡社會。而我國政府債務占GDP比重目前雖僅39.8%,低於法國,但若把舊制軍公教退休金、退撫、公保、勞保、農保及健保等未來30年政府應支付的「潛藏債務」計入,則我國債務已是天文數字。依行政院主計處估計,僅這些「潛藏債務」即高達13.7兆元,相當於台灣一年所創造的GNP,顯然台灣的財政壓力之大,並不在法國之下。

 這次法國罷工除了反映法國高齡人口日多、社福支出困境及財政危機之外,還有一個特殊的景象值得探討,那就是在這次罷工裡,法國各大學及中學的學生積極聲援。4年前,法國政府擬修訂「首次就業合約法」,允許雇主可以任意解僱26歲以下、年資不滿兩年的勞工,逾百萬青年人憤怒罷工可以理解;但本次修法所影響的是即將退休者的權益,青年人距離退休尚遠,何以仍響應如斯?深究其因,近年法國青年人失業日趨嚴重才是導火線。他們認為自己是被犧牲的一代,抗議的標語寫著「反對退休新法,捍衛我們的未來」、「給年輕人工作」,一語道盡青年人走出校園後的失落與無奈。

 台灣青年人的失業率近年來同樣正急速升高。民國80年代初期,20~24歲年輕人的失業率只有4.5%左右,但是如今青年人的失業率已升至14%。即令今年景氣回升,9月份這個年齡層的失業率仍達14%;25~29歲這個年齡層的失業率也達8%,遠高於平均失業率。這麼高的失業率若不能獲得改善,我們的青年人如何不對政府、社會失望,進而感到自己是被犧牲的一代?

 看看我國政府因應未來30年各類軍公教退休金、公保、勞保、農保等退休給付,這13.7兆元的潛在負債雖不會立即帶給政府財政壓力,但隨著台灣高齡人口逐年升高,退休給付壓力也必定與日俱增,潛藏的債務將會轉化成實際的財政負擔。政府每每在減稅討好特定族群時,對財政惡化絲毫不以為意,如此短視的決策豈非向我們預告:法國的今天,就將成為台灣的明天?

 另外,針對年輕人失業率升高的問題,政府當局除了提出就業方案進行工資補貼及增加實習名額外,長期以來負責人力培育的教育部與產業政策規劃的經濟部缺乏聯繫機制,導致大學校園所培養的人力難以為企業所用,年輕人學非所用的現象日趨嚴重。如今青年失業率攀升,雖有全球化這項不可抗力的因素,惟政府各部會長期以來沒有建立教育政策與產業政策的聯繫機制,豈能卸責?

 回顧歷史,近20多年來每次大罷工,執政者總是強調罷工將對經濟帶來重創。1987年韓國百萬人大罷工抗議「低工資、長工時」,韓國官方宣稱如果罷工繼續擴大惡化,會使得國家經濟和秩序完全癱瘓;4年前法國百萬人罷工反對「首次就業合約法」時,法國官方也警告這將嚴重影響國家的海外形象。這次罷工,薩科奇更聲稱將使法國經濟付出30億歐元的代價。罷工確實會影響短期經濟表現,但罷工卻也是及時呈現經濟社會病灶的溫度計,與其迴避,不如面對、反思並加以調整,如此才能讓失衡的經濟重新回到穩健成長的軌道。

 台灣今天雖還沒有出現法國如此波瀾壯闊的罷工潮,但觀察國內當前的財政、人口及青年失業情況,我們認為此刻是到了該未雨綢繆的時候了。

轉錄自: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0,5252,11051403x122010102800199,00.html

26 10月 2010

繁文縟節與校園社團不自由(一)

最近零貳社的夥伴們正在思考是否要向學校申請成目前學校所規範定義下的社團組織,但是當我們查看這些校內規範、條文,以及繁雜的細則,卻發現成立一個社團竟需要這麼受這麼多的規範與限制。而這些限制,令我們百思不解之處是它究竟有何意義?而學生社團又為何需要受到這些規範的限制?

在成大的學生社團成立辦法中,有許多的規範令我們百思不解,究竟這些規範是如何被合理化?
例如:

第四條:學生事務處設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審議學生社團之成立、解散、經營、管理、經費審核、評鑑、獎懲、輔導老師及校外教練聘任資格等相關事宜,成員由學生社團幹部、學生自治團體幹部、學校行政人員、教師等共同組成,並得邀請校外人士參與,其設置要點另訂之。

第五條:學生社團由學生事務處輔導之。
學生事務處為輔導社團,得檢查社團活動記錄、財務狀況及各種必要資料,並定期辦理社團評鑑。
學生社團活動如有重大困難,學生事務處得經社團輔導老師同意,依個案派員作特別輔導。

第六條:學生社團活動有違反法令、校規、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其活動與社團宗旨不合者,或無故未參加社團評鑑者,得經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決議,由學生事務處解散之。

在上述三條規定中,指出學生社團的成立、經營、懲罰與解散需要經過社審會這個上級機關所審核,而學生社團有義務要接受社團評鑑,若不接受社團評鑑則校方得以令其解散。

我們不禁要問,學生社團的自主性何在?學生社團的活動、方向何以需要被一個上級機關審核?學生社團是否能夠真正自治?這些規範似乎在每個大專院校都清晰可見,但這些從舊時代遺留下來的繁文縟節在今日人權與自由價值普及的時代,卻仍舊綑綁住學生的自主。

在20年前的那個世代,已有許多的學生問過為何我們的社團需要有指導老師?為何我們的社團需要接受評鑑?為何我們社團可以因為不符合學校或執政者的意識形態而被勒令解散或限制活動?經過20年,校園內關心此一問題的學生減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校園內逸樂文化的提升,歌舞昇平的時代來臨,校園內看似和樂融融,但那禁錮學生自主的牢籠仍能屹立不要,全憑著學生對於自我權利的認知錯誤與冷漠。

20 4月 2010

[野草莓學運講座] 叛逆的草莓‧野草莓學運

叛逆的草莓‧野草莓學運
時間:2010.04.29 下午1:00~3:00
*講座開始前會先播放「紅色戒嚴」影片!!

大綱:
一、 野草莓學運─ 起源與過程
2008年11月6日早上11點,憂心近期台灣人權開倒車的學生、老師們,開始在行政院前靜坐,主張修改集會遊行法。11月7日傍晚,在行政院前遭警方以違反集會遊行法為由驅離的學生們,在自由廣場前重新集結。當天在台南的我們也響應了這個運動。寒流與暴雨打不散學生捍衛人權普世價值的決心。11月9日,廣場上以及各地的學生透過民主表決、透過網路連線,將運動正式定名為「野草莓運動」,共同高呼「集遊法違憲,人權變不見」,呼籲所有公民挺身保衛台灣得之不易的自由與人權。

二、 野草莓學運─ 那條線
在1990年野百合學運時,也有一條糾察線,區隔了民眾與學生,但在野草莓學運在各地開花結果時,每個地方的學生卻有不同的選擇。那條糾察線對我們的意義是什麼?又有何必要?為何在台南的我們沒有那條線的存在。

三、 野草莓在台南

野草莓學運從台北開始,接著台南學生也聚集於成大光復校區門口,高雄的學生聚集於城市光廊,接著台中、新竹、嘉義….各地紛紛在原地持續靜坐抗爭了一個月之久,究竟野草莓對於台南的同學而言,意義是什麼?又有何影響?

四、 野草莓學運的困境與未來

野草莓學運在2008年12月7日以全台學生大集結、大遊行的方式收場,隨後各地學生有的轉進校園繼續從事組織工作,有的租了辦公事將捐款交付信託、有的解散了辦起網路雜誌…,野草莓學運在廣場上是解散了,但實際上卻持續在蓄積能量。


與談人: 成大政治三 林飛帆
成大歷史四 戴唯峻
成大外文所碩二 林家薏